翟奎凤：论杨简、陆九渊对《大学》的批判与肯定

）原始人不仅在选举氏族首领时拥有平等的权利，在其他义务上也同样如此。

因为，为了各自的生存利益，特别是为了争夺优势自然资源，不同的团体之间难免发生冲突，这种团体冲突所引发的战争，有可能比自然力的肆虐更为残酷。因此，法律概念的确定性，总体上要高于一般概念。

然而，应该看到，正如韦伯试图使自己的价值判断（价值无涉）成为其他一切研究的基础一样，有一些价值判断的确是某些具体研究的基点，使得后续研究成为可能。现代社会的立法者一般都是代议机关（在我国则是人民代表大会），其成员一般都是民选的议员（人民代表）。这一做法并没有经受住历史的检验，反而不断遭到人们的质疑和反对。第四，通过揭示概念基本内核的方式增强概念的确定性。第一，针对不确定性的不同表现形式，界定方法可以有差异。

发电、变电、送电设施。只要我们承认，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可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么，由立法机关首先在立法上作初步认定，就不是不可想象之事。但是任何时代人们的认识能力总是有局限性的，都要受这个时代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

应得可能生活在刑事审判中就是那种定罪准确并且量刑恰当的可能生活，在民事或行政审判中那种定性准确并且裁量适当的可能生活。用来支持其诉讼主张的前提必须有判别其是否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充分性的证明标准。说你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就是对专制时代司法专断的生动描绘。依法治国是法治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法律规则意味着秩序，它至少能够告诉人们什么样的行为是合法的，有利于防止因没有规则对普通民众的恣意侵害。

这种非正义行为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制止，它将会像电脑病毒一样被不断复制、传播，使社会秩序遭到毁灭性破坏。与日常论辩的不同，法律论证活动不只是一种知识之辩、真理之辩，更重要的是要为当事人构建一种各自应得的可能生活。

但要加害人使死去多日的被害人复活，则不具有实践可能性。因此，它理所当然地成为我国刑法乃至整个法律制度具有强制性、权威性的理论根源。合理的主动接受：不论哪个审级的司法判决，如果司法人员秉公执法，严格按照程序法规定办案，司法判决中所援引的法律规则正确合理，证据真实可靠，认定的案件事实符合实际情况，那么，判决结论就是在得到大小前提合理支持的基础上，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的必然结果。满足当事人的需要（诉讼请求或预期）是司法判决可接受性的目的性构成要件，法律论证的合理性是司法判决可接受性的工具性构成要件。

同时，让受到伤害的一方当事人得到相应的回报、补偿，就可以使受到破坏的社会秩序得到有效修复，实现回报性公正。因此，亚狄瑟法官告诫人们：‘法庭是否深思且公正地权衡案件里的利益冲突。（Ⅳ）大前提错误，小前提虚假或不充分。既然证成以应得的可能生活为内容的司法判决才是法律论证活动的根本目的和终极目标，寻求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和工具就成为本节的中心任务。

这句话没道理（我的衣服本来就是这种颜色，是今天才穿上的，其实并不脏），但为了避免与对方产生无谓的争执或冲突，我也会选择接受。不合理的被动接受：如果违反实质性规则、逻辑规则、程序法规则以及理性讨论规则，导致司法判决存在形式谬误或实质谬误，这样的司法判决就经受不起批判性检验，因而也不具有可接受性。

后一种可能生活对帕尔默来说之所以是应得的可能没有。（4）构成法律论证的推理形式符合逻辑规则，判决结论为大小前提蕴含，具有必然的逻辑关联。

（四）对司法判决进行批判性检验就是对诉讼证明活动进行最为有效的司法监督不具备批判性检验能力的人是无法对办案人员进行有效的司法监督。而只有应得的可能生活才能促进社会发展，因此，以应得的可能生活为内容的司法判决不仅在至少一方当事人看来具有可接受性，而且在社会公众和法律职业共同体看来也具有可接受性。由于纽约州的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如果继承人杀死被继承人将当然丧失继承权，而且该遗嘱完全符合法律规则的有效条件。三、合理的法律论证是建构应得可能生活的唯一有效工具根据社会行动理论，行动者如果确实想要通过一个行动来实现某个目标，那么他至少必须对如何达到那个目的的手段、工具具有充分的知识或信念。当事人的需要是否具有正当性、合理性之所以能够成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以及社会公众判断司法判决是否具有可接受性的依据和标准，这是由需要（利益）的对抗性所决定的：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通过长期研究发现，基因是最自私的，所有生命的繁衍、演化，都是基因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和繁衍而产生的结果。（3）组合（Ⅳ）推导出来的可能生活，既不具备形式意义上的可接受性，也不具备实质意义上的可接受性。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证据（一事实）与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的法律规则推论出来的可能生活才是应得的可能生活，这种可能生活具有实质意义上的可接受性。为了保证当事人能够获得应得的可能生活，法律论证活动必须遵守理性论辩的讨论规则。

6.惩罚性公正和回报性公正是创设可能生活的价值蕴含。例如，在后三种组合中，即使大小前提之间具有相关性，推理形式符合逻辑规则，也无法得出应得的可能生活，因为将垃圾输入系统，出来的结果也是垃圾。

（II）大前提正确，小前提虚假（证据所反映的与客观情况不相符合）或不充分。相反，如果李四得到了这笔钱，他就不会因无钱进行后期治疗而变成终身残疾，也就不会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能力，或者张三及其家人将要面临的可能生活也就不会降临在他或他的家人身上。

本文将那些不能满足、实现、达成当事人的需要、目的、欲望的可能生活称之为否定性的可能生活，将那些能够满足、实现、达成当事人的需要、目的、欲望的可能生活称之为肯定性的可能生活。二、以应得可能生活为内容的司法判决具有可接受性要使司法判决的可接受水平得到有效提高，首先必须知道什么样的司法判决具有可接受性，否则就无从为实现这一目标选择最为理想的手段和工具。这七种合理性品格是司法判决是具有可接受性的正当根据。诉讼证明活动必须符合诉讼程序法规则和理性论辩规则。

这些标准可以是科学的规律、定理，也可以是得到证实的观察报告（如现场勘验笔录、鉴定结论、侦查实验等）。将那种应当获得的与事实上获得的在性质上相互背离的可能生活称之为错位的可能生活。

其中，立法者是抽象可能生活（可能生活模型）的创设者。要实现这个目的，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不正当理由剥夺双方当事人充分行使自己的主张权、举证权、挑战权（质疑、消解对方主张及其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充分性）和防守权（捍卫、证成自己的主张及其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充分性）的无限定权利。

例如，让加害人为受害人支付一定数额的医疗费用、安葬费、赔偿经济损失甚至偿命都是可能的。2.否定性可能生活和肯定性可能生活。

4.可能生活必须同时具有逻辑可能性和实践可能性。法官是具体可能生活的建构者（当法律出现空缺、漏洞时，由于法官具有不得拒绝裁判的义务，需要法官造法，此时法官不仅是具体可能生活的建构者，而且还是可能生活模型的创设者）。可能生活的创设和建构不仅能够防止上述恶性结果的发生，维护整个社会的正常生活秩序，给加害者应有的惩罚，使受害者得到相应的补偿，而且还能够使法律的正义价值得到肯定和弘扬。各得其所的可能生活对当事人而言可能是应得的可能生活（事实与法律对当事人有利，当事人也为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支持），也可能是错位的可能生活（事实与法律对当事人有利，但当事人没有为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供决定性的证据支持。

因此，在刑事诉讼证明活动中，从这种组合中推论出来的可能生活都没有可接受性的。立法者和法官在创设或建构一种否定性可能生活的同时也创设和建构了一种肯定性的可能生活。

总之，只有同时具备逻辑可能性和实践可能性的可能生活才能最终转变为现实生活，这样的司法判决才具有可接受性，才能使法律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有效工具。减少多数人利益而增加少数人利益，其净余额是减少了利益总量。

最后，厄尔法官的意见占了优势，有四位法官支持他。因为除非天然存在着‘疏而不漏的天网使得作恶必有报应，就像自然的因果关系那样必然，否则就必须由人类自己来建立一个人为的‘报应系统。